刘锡鸿（？-1891），字云生，广东番禺捕属人，原籍广东新会。曾在广西、广东等地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。1863-1866年任广东巡抚郭嵩焘的属员。后任刑部员外郎。 光绪二年任驻英副使。三年出使德国。五年被召回国，任通政使司参议。刘锡鴻是著名的封建顽固派，他拼命鼓吹“中学”，即中国的纲常名教等封建旧文化；极力反对“西学”，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。1874年廷议练兵、造船、制器、持久、筹饷、用人六事，洋务派与顽固派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。刘锡鸿上书李鸿章、丁日昌、郭嵩焘，表达了自己的一系列顽固保守观点，反对洋务派的各项主张。1881年洋务派与顽固派又展开了修筑铁路的论战。此前些刘锡鸿参观过一些西方的工厂，对西方国家的政治、经济情况也有一定了解，因此，他称赞英国商贾周游四海，劳动者勤奋工作，认为这是国家富裕的根本原因，他也欣赏英国财政收支公开的制度，尽管如此依然反对洋务派修铁路的主张。

刘锡鸿作为封建顽固派的著名人物之一，他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顽固派经济思想的特点。他说：“欲拯今日之贫弱，当由饬吏治始，饬吏治当由端士习始，端士习当由审议明道始，若犹令殚心西学，使益致力于百工，与商贾习处，是适增其商贾之行也，官中多一商贾，即国多一蠹，民多一贼。岂政令不讲，民生不恤，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，遂足治天下耶?”（《英轺私记》第105页）在刘锡鸿看来，中国要摆脱贫弱，还要靠祖宗制法，不能依靠“西学”，船炮机器也不足学。他反对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理由主要有：

在中国修铁路无利可图。他说：英国铁路通过数十个国家，英国商人之货直达欧洲及其他国家，所得都是他国之利。而中国修铁路，不过周转于两京、十七省，以这个省的货物卖给另一个省，就象老大老二以其货币购买老三老四的物品，老大老二得其物品而失去货币，老三失去物品而得到货币。如果就老三老四而言，收入是增加了，从全家来看，却没有丝毫增加，怎么能说是有利呢?从这番议论不难看出，刘锡鸿虽然出使英、德两国数年，但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却十分贫乏。 他根本不懂得铁路一通，商品流通加快，生产发展的速度必然加快，生产的商品多了，国家的财富自然会增加。

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，不适合学习西方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。他认为，以“养民”为要务，中西方都一样。但是，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，“养民”的方法存在差异。英国地处偏僻，土地少而不肥沃，所以养民主要靠拓地通商。对于中国来说，这并不是好办法.中国土地多，完全可以靠农业养民。因为农业求之天生，人增加则所生之物增加，不会发生人满为患的情况。发展农业还可以使人知礼义，使国家财富增加。因此，中国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国家致力于工商业的做法。刘锡鸿的上述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西方国家之所以拓地通商，并不是因为土地少而贫脊，而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，增加本国的财富。因此，有的国家土地多而且肥沃，照样拓地通商。刘锡鸿反对中国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，极力维护自然经济，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制度。

中国不可能办好企业。他认为，西方办铁路，多数是由商人凑股组织公 司，修路造车，认真踏实。在中国，商民决不会约伙组织铁路公司，如果以官府组织人民凑股，由于近年来百姓屡次受欺于官府，也是不行的。他举例说：轮船招商局曾集股70余万两，开始答应付息3.4分，后因经营不善，仅给息5厘，人们都抱怨官府。官吏管理企业，在下者知道侵吞公物银两也不足以获罪，所以敢于中饱私囊；在上者知道庇护不足以受到过重的处罚，因此都敢于庇护下属。工料下发，有一半多被私吞，工料价格上涨，涨一可能报三，而且所产的物品质量差。他的结论是，官办企业是白白浪费公家财富，商民又不愿集资兴办，因此，中国不应当办铁路和轮船公司。说西方铁路、轮船由商人凑股兴办，较为认真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中国的官僚、地主、富 商中的相当一部分确实不愿投资于风险大的新式企业，而更喜欢投资商品流通领域和高利贷剥削，也是符合事实的。洋务派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确存在贪污腐化、效果不好的弊端。问题在于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便因噎废食。

自制机器船炮不利于维护封建制度。他认为，大量自制机器，工匠为获利必然私自卖机器，已为害不浅，而且要招募人学习机器技艺，辗转相教，机器必然遍布天下，他们若以此来与官军对垒，恐怕不亚于滋事的洋匪。这就充分暴露了刘锡鸿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，害怕人民掌握了科学技术，动摇封建统治。他说：人们都忧虑外患，我刘锡鸿忧虑的恰恰是内患。中国的空虚不在于无船无炮，而在于无人无财，这些都是政教的问题。现在政教既失，危险岂能只是外患呢。因此，他极力主张仁义忠信要令人人学习，机巧军械万不可让人们多学。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束缚人们的思想，即使国家落后也在所不惜，只要能够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就行。

中面技术落后，是很难赶上西方的，与其赶不上，不如不学。刘锡鸿说： 国家如财力有余，则可以购买洋船并选择将领统帅，未尝不能抵御海寇，但要与洋人打仗，连相匹敌恐怕也做不到，更别说要致胜。何况我们购买其现在的船炮，而洋人的船炮又髙一筹，我们将怎么办？他认为，如果依样画葫芦，自己制造，仿效洋人的旧船炮，洋人会造出更新的船炮，如此即使我们竭尽财力追赶，最终也难以匹敌。这是典型的失败主义和奴才思想.

既然没有必要学习西方的轮船机器，也没有学会的可能，那么究竟怎样抵御步步紧逼的强敌呢？他的回答是：我国乾隆之时，并没有火车，然而民富国强，西洋同样效贡而称臣。他认为御英夷不须依靠船械，只要整顿好国政，使人心振奋，就可以打败劲敌。无需船械等条件。不难看出，作为顽固派著名人物，为了反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，连因经济技术落后而被动挨打的事实都不愿承认，可见其昏愦愚昧到了何等程度。

刘锡鸿不仅是一个维护腐败无能的清王朝，反对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 工艺技术的顽固派，而且还是一个对外妥协的投降论者。他胡说：咸丰七年前发生边衅，不过是我们给夷商难堪，夷商借夷兵泄愤而已，并非夷国蓄意侵犯。因此，他认为，西洋之事，应当以和为主，以守辅和，不能与之轻易开战。他甚至主张重用洋人，建议推广任用外国侵略分子担任海关税务司掌 握中国海关权的成例，由他们专管探报洋情，调处中外交涉事件。